Dark Blessed Cook

1869 年，法國化學家梅熱－穆里埃（Mege-Mouries）在皇帝拿破崙三世的讚助下，利用廢棄的動物脂肪發明了人造奶油（也就是下面說的人造黃油），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開發出人造食品。

當時這一發明得到了皇帝陛下的大力讚許——19 世紀下半葉，迅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導致人口劇增，人民營養不良，而人造黃油則可以在與黃油同樣口味和營養價值的情況下，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和售價。

就是這麼有優勢的產品，在世博會上亮過相後卻沒有討到多少好。人造黃油在傳入北美後，儘管得到了貧窮的新移民們的歡迎，但卻在很長時間裡一直被當成“二等公民” 對待，在1885 到1949 年期間，人造黃油在加拿大慘遭禁止，在美國雖然可以生產和銷售，但卻不能被生產為黃色，也就是不能生產得像奶油，而且它還像菸酒一樣經常被各州收取特別消費稅。在1950 年代人造黃油在加拿大被解禁後，有幾個省卻拾起了美國的傳統：禁止將其製成黃色出售。加拿大最發達的安大略省，直到1995 年才廢除這一規定。

現在搞轉基因的科學家，經常會為反對者潑來的髒水感到沮喪，但要比起早先人造奶油的生產商遭受的持續80 多年的“虐待” 來，這簡直可以用毛毛雨來形容。

 

一開始，美國國會通過了相關的法案，對人造黃油的生產商、批發商和零售商分別徵收600 美元、480 美元和48 美元的特許費——在19 世紀，這可是一筆大錢。為了逃避交稅，當時美國人總是把人造黃油造得盡可能像黃油，也盡可能當黃油來賣。這也導致了政府立法禁止把人造黃油製成黃色，以避免欺詐。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人造黃油不能造得像黃油，也是因為黃油的生產商，包括農場主和乳製品廠商的強烈抗議，因為這一物美價廉的產品嚴重威脅到了他們的生財之道。於是，不僅政府方面出台政策限制生產，民間也廣泛流傳著人造黃油骯髒、其生產商不地道的流言。19 世紀末，“公共衛生” 的概念開始在西方城市出現，而人造黃油的製造也被冠上了影響公共衛生、傳播疾病的帽子。而早期人造黃油需要利用廢棄動物脂肪來生產的事實，更是加強了人們的這一印象。

人造黃油的生產商沒有坐以待斃。他們積極行動起來，刊登廣告、發表文章、組織採訪、拜訪議員進行遊說，為自己正身。人造黃油的生產商、經銷商為自己所做的辯解，主要是兩條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理由——科學的進步和造福消費者。

無奈，人造黃油的生產商力量有限，雖說人造黃油是科學進步不假，但問題是科學不可能自己跳出來把政府的歧視性法令給廢除了。何況那個年頭也不講“科學發展觀”。

當然更關鍵的是，人造黃油的消費者，都是沒有輿論影響力的貧窮移民和城市產業工人，用今天的話講是“被邊緣化的人群”。他們起到的輿論效果甚微。

 

在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人造黃油的生產商改造了技術，更多的利用棉籽油和大豆油來逐漸替代動物脂肪。後來，廉價的椰子油又一度成了人造黃油的主要原料。而就在這一過程中，植物油脂的生產商開始與人造黃油的生產商結盟，在美國國會共同面對農場主和乳品廠這一利益集團。與此同時，吃人造黃油長大的無產階級，力量也越來越強大。在美國社會，他們沒有慾望要起來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卻在維護自身權益方面不遺餘力。“維權” 的結果之一，是人造黃油終於被“解放”。

當然，隨著科學的進步，人們後來發現人造奶油含有對人體有一定害處的反式脂肪酸，而人造奶油生產商也採取了積極應對，比如改良技術來降低或者消除人造奶油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但這些新的發現和應對措施，已經無關當年人造黃油的“解放戰爭” 了。

咖啡與轉基因的變奏

不要以為人造黃油的經歷有什麼特殊。在歷史上，很多食品也遭遇到類似的抵制。在不太遙遠的過去，咖啡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傳說中，咖啡樹是由埃塞俄比亞開始種植的。咖啡樹可以說是在人類有史以前就生長在非洲大陸上。中世紀，伊斯蘭僧侶發現咖啡可以提神，讓人在舉行宗教活動時不打盹。於是，這種苦澀的黑色飲料在阿拉伯世界迅速普及開來。

但在咖啡傳播的歷史上，從來不缺乏被禁止和潑髒水的過往。1511 年，在麥加總督貝格（Khair Beg）的慫恿下，麥加一個宗教法庭就頒布法令，禁止人們食用咖啡，而原因是前者擔心人們會藉喝咖啡聚集在一起反對他。1524 年，奧斯曼帝國皇帝薩利姆一世推翻了這一禁令。而不久後，1532 年，在埃及又出現了政府對咖啡的禁令，當地咖啡館旋即被洗劫一空。

咖啡向歐洲傳播開來，首先是由威尼斯商人於17 世紀進口。儘管咖啡飲料很快被意大利人所接納，但是基督教保守人士卻有意見，他們認為咖啡是“撒旦飲料”，並要求教宗禁止基督徒喝咖啡。據說當時的法國國王克雷門八世，試喝一口咖啡之後讚歎道： “為何撒旦的飲品如此美味！如果讓異教徒獨享美妙，豈不可悲。咱們不妨賜咖啡一個聖名，讓它成為基督教飲料。”

在反复遭受政治家和貴族們的抵制後，咖啡終於頑強地生存下來。其實對咖啡的抵制，同樣來自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在政治上，很多禁止咖啡的動議，實際上是統治者擔心人們藉喝咖啡為由聚集結社。而在經濟上，則是因為當時的咖啡太過昂貴，成為了富人們的特權，因而引發“有識之士” 給它帶上了很多反道德的高帽。

在人類對新食品的抵制走過了咖啡與人造黃油後，輪到了轉基因作物，現在，這種通過先進的分子育種手段開發的作物，成為了人們曠日持久的辯論對象。

有關轉基因的遭遇，很多讀者已經耳熟能詳了，因為對它的指責，每天幾乎都可以在網絡和部分媒體上看到。

與咖啡和人造黃油相似，儘管有爭議，轉基因在爭議中仍然保持著迅猛發展的勢頭。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測算，2011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增長了8% （1200萬公頃），達到了創紀錄的1.6億公頃。2012年是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第16年，在連續15年（1996 - 2011年）增長後，2012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持續增加[1]。

轉基因的迅速發展，說到底是經濟因素的推動。例如，種植轉基因抗蟲棉，已經給中國農民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如果中國批准了抗蟲的轉基因Bt 水稻，Bt 水稻將會給中國的1.1 億水稻種植戶（按照平均每戶４口，總計4.4 億農民計算），帶來預期每年40 億美元的收益。

經濟因素僅是促進轉基因農業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2011 年，全球人口達到了創紀錄的70 億， 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1 世紀中葉，世界人口將達到90 億，為了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專家預計世界糧食產量需要達到目前水平的2~ 3 倍。包括轉基因技術在內的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為提高作物產量、抵禦作物蟲草病害、適應和抗擊氣候變化及提高作物營養，提供了無法替代的解決方案。

實際上，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與環境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它對人類健康的主要影響，在於大規模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大幅度提高了農民的健康水平，並減少了消費者在食品消費過程中面臨的潛在風險。據德國哥廷根大學科學家發表在《生態經濟》雜誌 上的一項研究表明，印度自從7年前採用轉基因棉花以來，其棉花種植已經減少了50%的化學殺蟲藥利用，其中劇毒農藥的用量更是減少了70%。據此每年減少了數百萬起農藥中毒事故[2]。

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的益處，主要體現在通過提高作物產量而減少耕地使用，減少殺蟲劑的使用，以及使用更加高效低毒的除草劑上。美國科學家最新發表了一篇綜述，評估了過去15年來150多篇同行評議[3]的論文後發現，就總體而言，已經被批准進 行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通過提高了免耕作業、減少了殺蟲劑用量、使用對環境更友好的除草劑和提高產量，從而減輕了土地壓力，大幅度減少了農業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4]。

其實轉基因的遭遇只是現代農業的一個代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羅伯特· 帕爾伯特（Robert Paarlbert），使用“兩場戰爭” 來比喻現代農業與崇尚自然的傳統農業之爭。在文化層面的戰爭中，現代農業在推崇有機、“綠色” 的學者，還有環保主義者義憤填膺的話語攻擊下，幾乎全面退縮。而在實踐層面上，諸如“天然” 和“有機” 等美麗的詞彙，並不能幫助傳統農業攻城掠地。據美國農業部的數字，儘管有機農業經歷了快速增長，但到2008 年，仍然只有0.51% 的美國耕地用於有機農業生產。所有有機作物中，只有通過有機農業方式生產的紅薯，其產量超過了常規農業，其他大部分畝產量都在常規農業的60% 以下。不論人們多麼嚮往田園風光和傳統耕作，事實是離開了化肥、農藥和農業生物科技，農業將遭受沉重打擊。

而另一方面，基於農機、化學和轉基因的現代農業並非不可持續。據帕爾伯特測算，以現代農業為主導的OECD 國家（編註：OECD 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0 －2004 年糧食產量增加了5%，農耕地減少了4%，灌溉用水減少9%，多餘氮肥使用減少17%，農藥使用減少5%，農業總耗能增加了，但增幅只有其他行業的1/6。

然而正如帕爾伯特言中的兩場戰爭一樣，數字和科學證據是不能說服抱有傳統農業情節的文化精英的。我每次將類似上述統計結果的一些現代農業成功證據貼在新浪微博上，總是贏來部分自然主義者憤怒的攻擊。

不過，雖然用科學證據打不過食物之爭的文化戰，但支持科學進步的人也不需要氣餒。從咖啡到人造黃油、再到轉基因等現代農業技術，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食物之爭背後不斷積聚的有利科學的變遷。

在400 年前，抵制咖啡和為咖啡正身的雙方都沒有使用科學話語，在那個時候，論證的中心是咖啡是否屬於惡魔的飲品。而征討咖啡的，則是代表國家勢力的教廷、國王與總督。有趣的是，到了人造黃油的時候，科學證據開始浮出了水面。反對者除了偶爾舉一舉道德大棒外，主要的理由是人造黃油不衛生、有害健康，或者人造黃油的經營者違法。

國家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雖然美國對人造黃油進行了長達60 年的限制，加拿大則保持了同樣長時間的禁令，但這些國家行為，是在農場主和乳品廠商的推動和遊說下形成的，而並非政府自己想當然。而且，既然農場主和乳品廠商可以遊說，人造黃油的製造者也可以，只是一開始由於力量較弱而佔不到便宜罷了。

到了轉基因時代，儘管陰謀論的說法還存在，但其實已經沒有人把這種說法當真了。決策者更多是在科學證據的強弱與公眾接受度之間權衡。正因如此，大多數專業的科學工作者站在了轉基因一邊，不是因為轉基因是他們家親戚，而是因為傾向於轉基因的一方拿出了更多的證據，而反對一方雖然嗓門很大，但至今仍然缺乏在科學上能得到認可的證據。

與此同時，轉基因時代，在食物問題上的國家角色更是有了巨大的變遷，國家從積極的作為者，變成了等待足夠證據（證明轉基因安全的）來頒發許可的消極的管理者。即便如歐盟這種比較保守的政府，其對轉基因的態度，也不再是禁止，而是個案的審評。美國則進一步製定了政策，禁止在食品包裝上標示非轉基因，防止轉基因產品被消費者異化，從而退出市場。

儘管如此，批評者不是常在麼？但別忘了，現在批評者也都要講科學的。在我的一條探討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區別的新浪微博留言中，一位力挺傳統農業的“圍友”這樣寫道： “農家肥的污染高於化肥？……別拿人口和'現代人需求'作為反環保反科學的藉口行嗎？”（本文原發表於果殼網，圖片均為果殼網提供）